作者：沙叶新（剧作者，上海东说念主民艺术剧院原院长）

他在上海生计74年，我在上海也生计了50年。同在一座城市，都是下笔杆的，还都写过脚本，还互知其名，但在4年以前咱们从未见过面。

在我第一次和他碰面时，我根底没猜想要写他；前不久他亏蚀了，我却很想写写他。

他是徐景贤！

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东说念主，险些很少知说念他是何许东说念主了。可在“文革”十年，他却是大大的风浪东说念主物，他是上海“文革”迤逦的肇始东说念主、当事东说念主，是上海“文革”中枢的筹划者、阁下者。当年在上海滩，谁个不知他是申明显赫的市委文告徐景贤？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、姚文元之后的“徐老三”！

但他不像张那样阴千里非常，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。许多东说念主说，张像狗头智囊，姚像词讼衙吏，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，印象并不恶。徐体貌修长结义，也让瘦削的张、肥矮的姚，小巫见大巫。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。时于当天，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拿起当年的“徐郎”仍然津津乐说念，说他作答复从无谓稿，提及话来井井有条……一种艳羡之情，意在言表。

每当听到这种暗里的无极的言说，总令我悲喜交加。“文革”已经奄忽40年，那么惨痛深入的历史经验，却冉冉淡去；而对政事东说念主物的外皮印象，倒永远不忘。

2002年12月15日，原上海东说念主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，说不久前他在病院遭受徐景贤，只见他老多了，一无当年的风姿。两东说念主言语间，提到我，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问候，并说文革中为《边域新苗》之事对我的批判是迤逦的，他要向我说念歉。

我很诧异，也有一点感动。

《边域新苗》是“文革”中我受命所写的反馈常识后生上山下乡的话剧。这个戏本是“恪守体裁”，已经很政事，很创新，很教条，万万没猜想也会挨批！那时正处“批林批孔”的党内斗争激越，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“文艺黑线”回潮，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屡次点名《边域新苗》，说它有小资的“花花卉草”，有大资的噱头笑料，违背了社会目的的创作指标。于是1974年3月21日上昼，在咱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《边域新苗》的现场批判大会；而这天恰是我爱妻在病院临产，我不可请假追随，更不可骄慢我将摄取批判。

我在剧院挨批，爱妻在病院待产，我的形貌之忧、之恶不言而谕……

我在“文革”初期也挨过批、挨过斗，挂牌下跪，耻辱难当，但也莫得此次对我的批判让我没世不忘，终生记起，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。

提议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，而身为市委文告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么带领。不久我还听说，于会泳、徐景贤之间，在对待《边域新苗》的格调以及若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不合，徐景贤是比拟倾向咱们的。

挨批以后，咱们剧组再次“深入生计”，第三次赶赴黑龙江知青点采访，于是又不得不取之不尽地推敲，取之不尽地修改，在这出破戏身上陆续耗费元气心灵和人命。

1975年，政事场合愈加涟漪，倏得之间，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那时的文化局党委文告说：“《边域新苗》照旧可以的，你们将成簿子和新簿子都望望，如若莫得什么问题，就尽快献艺。”还说：“客岁对这个戏剖解有无过甚的方位，也请议论议论。”

于会泳说《边域新苗》“问题严重”，徐景贤说这个戏“照旧可以的”；于说对这出戏“批判”，徐说是“剖解”。二东说念主显然不一致。但是美梦不长，时隔仅两个多月，1976年1月13日，又传达于会泳的带领，说：“客岁七八九十月，文艺界的平反风极为自豪，当今要反击，要炮轰，要搞表示！”于会泳说的“平反风”是否包括徐景贤对《边域新苗》的“平反”呢？这令咱们所有这个词剧组极为不安。又过了不久，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，草率说：“沙叶新年富力强，有写稿智商，应该为他提供条目，深入生计，写出更好的脚本。”啊？是吗？我那时真有点闻宠若惊！

于会泳给我的嗅觉老是阴风习习，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——这确乎是我那时的真确嗅觉。至于他二东说念主是否有实践区别，我不敢说，但毕竟有所不同。任何政事组织，任何利益集体，哪怕宣过誓、拜过把、歃过血、结过盟，都会因时局的衍变，老是既有丹心，也有征服；既有和解，也有差异；既有和谐，也有争斗；既有醒悟，也有矍铄；而且单独的个东说念主？于会泳至死不认罪，终末仰药寻短见。徐景贤认罪服罪，甚而连无平直背负的罪错，如《边域新苗》之事，也要说念歉。他不单是对我一东说念主说念歉，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东说念主也都说念过歉。

是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，托东说念主带话向我问好致歉，我是摄取的。半年后，2003年“五一”长假的第一天，徐景贤打电话来，要来我家看我。我赶快说你岁数比我大，照旧我来看你。5月2号上昼9时45分，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。我站在楼下，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，伛偻着，横着身子，扶着墙壁，忙不迭地来接我。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确实老了，但莫得猜想他老弱得如斯利弊。这是也曾怒斥风浪的“文革”显赫徐景贤？难以置信！公说念世间唯白首，贵东说念主头上不曾饶，他两鬓有霜了……

徐景贤又勤恳地爬上楼，在前边为我引路，还持续地教导我：“楼梯窄，你要当心。这衖堂里的屋子，是1925年造的，比我年齿还大，老了，旧了。不外也正相宜我住，我也老了，旧了。”我不知说念若何打发，只以为有点凄楚。但我折服他不是衔恨；他是笑着说的，还带着点幽默口吻。

上得楼来，才知说念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东说念主家，厨房是共用的，过说念亦然共用的，显得逼仄拥堵。他领我去他的书斋，也很小，是运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，约15平房，有书厨、书桌、沙发等最浅易的产品，也都老了，也都旧了。

还没落座，徐景贤的夫东说念主葛蕴芳端来茶水呼唤。徐景贤先容说，目田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。爱屋及乌，令我骚然起敬。她很客气，话未几，连连说：“请坐、请坐！”

沙叶新和徐景贤（右）

就这么，我和徐景贤，一个“文革”受害者，一个“文革”当政者，濒临面地坐在一齐了。以往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；他在天上，我在地下。这是咱们第一次在团结个平面上对等相见，咱们捏手，咱们问好，他敬茶，我赠给……

他诚恳地对我暗意歉意，说他那时敷衍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酿成出东说念主预想的伤害。他申请我原宥。

我含朦拢糊地说：“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期间酿成的，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记忆以往的种种，不应该都备由个东说念主负责。”

他说：“不，我是有背负的。我应该向你说念歉。”

难说念确实是再见一笑泯旧恨？咱们之间真有旧恨吗？旧恨只是在咱们之间吗？一时想绪飘忽而繁芜……

接着，徐景贤向我叙说“四东说念主帮”倒台之后他的经历：被捕、审讯、移交、关押、判刑。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，褫夺政事权力4年。

我问：“18年？你若何和姚文元的刑期同样长？！”

他说：“也许是我直快移交得比拟好。最早他们说，对我免于刑事贬责；其后北京公判‘四东说念主帮’，又说要判我的刑了。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，最早定我为‘四东说念主帮’的‘余党’，其后定为‘石友’，是以判了18年。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神经病，不可判刑。王秀珍工东说念主出生，经验浅，也不宜重判。上海就咱们这几个头头，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，就把我顶上去了。”

[左起：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徐景贤、王秀珍]

我不知说念徐景贤说的判刑经由是否实情，但他在报告这照旧由时，毫无少许怨言倒是确实。口吻坦然，说的像是别东说念主的事。

徐景贤在狱中体魄不好，他的夫东说念主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，邓有批示，让上海酌情处理。上海便以“特种原因”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，1995年刑满，1999年规复公民权力。

他说：“漫长的狱中生计对我有个平正，就是可以稳重地想考好多问题，想前想后，反复追问，确认洗脑，终于让一个比拟判辨的脑袋长在了我方的肩膀上了。我以前就是你一篇著作里说的那种‘执左说念以乱政’的东说念主，但我也曾是个追求高出、忠于东说念主民的东说念主呀，若何会成为罪东说念主了呢？我持续反想，想弄个判辨，就想写本回忆录，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想写下来。再不写，没东说念主写了。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。张春桥并没死，本年85岁，他的男儿和我有些生意，我可以从他男儿何处知说念一些他的情况。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，审判他的手艺也不说，若何会写回忆录？外界又听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，亦然坏话。他的秘书我很熟，姚文元让他告诉我，他没写回忆录，也没筹商写。王秀珍呢？不是下笔杆子的东说念主，写不来。唯独我写了。我写还有个成心的条目，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、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战役。中间这一层，我本东说念主就身在其中。底下的这些东说念主，陈阿大、‘四大金刚’，也很熟练。是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‘文革’十年了。我抱定宗旨，只说事实，不说不雅点。我只说我亲自经历过的事情，让读者和众人去评说。”

2003年底，徐景贤的回忆录《十年一梦》终于在香港出书，第二年的春天，他送了我一册。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馈较好，说是信史，但也有品评，说他反想不深，也没对我方进行批判。

他说：“不深，是可能的，我当今唯独这么的毅力水平，只可毅力到这么的进度，就这么写了。至于自我批判，我在狱中写查验移交的手艺写了多半遍，那是给公安局、给上头看的，读者也许不感好奇热爱好奇热爱。我只说事实，不说不雅点。”

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不雅点，这等于“‘文革’是不安逸，要透澈狡赖。”这是他报告所有事实的中枢，这亦然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。（参阅徐景贤牢狱18年的反想）

首次碰面，徐景贤谈兴甚浓，在晤谈中，他还主动提及一位风头东说念主物的“文革”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。

徐景贤说：“这个东说念主我应该最有发言权，写稿组是归我管的，我知说念。他天然是写稿组的，是‘石一歌’的。他老是想消亡，越消亡，东说念主家就越要揭露。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东说念主作伪证。东说念主家说他在‘文革’中没大问题，对呀，他是没大问题呀，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我，才算是大问题。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问题呀，文革中，你写了那么多著作，许多是签字的，本名实姓，空口无凭，没问题吗？他和记者蜕变东说念主家的话，把没大问题蜕变成没问题，这就不好了。这个负责东说念主提议热烈抗议，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纠正。歪打正着，反而越发裸露了他的‘文革’历史。何须呢？梗直奉公嘛！不外，我要为他说一句公说念话，有东说念主说他是张姚的红东说念主，那是高看了他，是他我方吹出来的吧？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东说念主都挨不上，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斥逐。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，老骂别东说念主，消亡我方，这就不好了。”

此次碰面之后，6月19日，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，信尾说：“另外，附上一篇《“咬”》的报说念，给你失业时望望。”所谓“咬”，就是“咬”那位风头东说念主物的，徐景贤挑升剪下寄来，可见他对此事的存眷，这也正标明他对我方“文革”历史的格调，不消亡，梗直奉公。

只须对我方的历史粗略持有这么公说念的格调，那么历史也会将公说念归赵给他。不管你有多大罪过，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迤逦，也会给你许多契机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赠给起来，重新获取尊重。

晚年徐景贤、葛蕴芳配偶

徐景贤10月31日下昼4时在家中因腹黑病突发而亏蚀，11月6日下昼2时在中山病院举行遗体捐赠庆典。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，我暗意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。11月6日中午，在我登程前竟然有东说念主给我打回电话暗意存眷，固然相等客气，但我很不悦！我说：“徐景贤曾是罪人，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，如今他是享有正当权益的公民，东说念主已亏蚀，我为何不可前去诅咒？我非去不可！”

徐景贤的哀吊会我轻薄前去插足，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东说念主物终末一眼，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，更为了不健忘“文革”这给国度酿成极大不安逸的历史！

插足告别庆典的东说念主许多，花篮花圈摆满一屋，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，他也应该得到东说念主们的尊重。

挽联上写着：“用权不循特有错善反想，东说念主品贵真诚发奋伴一世。”这基本上可以详细他的一世。

“文革”十年间，他身居要职，但他一东说念主得说念，家东说念主并未就此牺牲，确如挽联所言“用权不循私”。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我方独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，他也没让他们召回上海。外甥中有东说念主想入伍，他不给他们开后门。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，没煤卫要领，很想改善住房条目，他也终止二老的要求，他说：“比及周围邻居家家户户都装配煤卫之后一齐料理，咱们不可罕见。”对比如今那些唯利是图的大小贪官，他在私德方面是令东说念主尊重的。

“文革”是个明锐的话题，而徐景贤敢于触及，善于反想，终于将反想的效劳撰写为回忆录，也应予尊重。省视徐景贤的一世，此举当是他在精神上的首次反水，他超越了禁区，也超越了我方，正如他我方所说“脑袋长在我方的肩膀上了”。他“狂热”的手艺，犯了大错；他不“狂”不“热”了，反而作念了一件善事，至少是应该作念的、有风趣的事。

可惜的是，徐景贤的反想，只是局限畴昔，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，他从未触及对文革之后的意见，更未指摘当今他对新期间党的诞生的见识。我想“脑袋长在我方的肩膀上”之后的徐景贤，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推敲的不雅点。我真想听听，可惜他全带走了……

2007.11.26 上海善作剧楼j9九游会官方